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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間諜潛入中國，為其侵華野心刺探情報，此時至少已有四十多年之久。中村事件，更是與中國人民14年抗戰的起點直接相關。就在中村震太郎被中國軍隊逮捕並處決不到三個月後，“九一八”事變爆發。
1931年6月25日，中國東北的軍事禁區裡，一個身穿棉服、騎著高頭大馬的日本人，以及他的三個同伴，被東北邊防軍屯墾三團扣留瞭。日本人舉止怪異，態度傲慢，更可疑的是，他自稱是來自東京的農業專傢，身上卻帶著軍用地圖和槍支。
他的真實身份，是日本參謀本部派出的軍事間諜、日軍大尉中村震太郎。
日本間諜潛入中國，為其侵華野心刺探情報，此時至少已有四十多年之久。中村事件，更是與中國人民14年抗戰的起點直接相關。就在中村震太郎被中國軍隊逮捕並處決不到三個月後，“九一八”事變爆發。這一證據確鑿的軍事間諜案，被蓄謀侵華已久的日本歪曲為“帝國陸軍和日本的奇恥大辱”，成為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借口之一。
日本軍事間諜中村震太郎（左）和井杉延太郎（右）
“農業專傢”
從大興安嶺南麓的內蒙古自治區興安盟烏蘭浩特市，順著洮兒河的方向，沿縣道向西北行進30餘公裡，有一座安靜的邊陲小鎮——科爾沁右翼前旗察爾森鎮。小鎮屬於淺山丘陵地帶，時至今日，總面積800多平方公裡的小鎮，全部人口也不過2萬人左右。對於非本地人來說，如果不特意察看地圖，恐怕連科爾沁右翼前旗地處何方都不甚明瞭，更別提察爾森鎮。
然而，這樣一個人煙稀少、位置偏僻的地方，竟然在1931年，就已進入瞭日本人刺探情報的視野范圍。
當時，察爾森隸屬於興安屯墾區，是東北邊防軍屯墾軍第三團駐地。所謂“屯墾軍”，是張學良於1928年將炮兵縮編後改編而成的，其任務是“屯墾殖邊”，同時“抵制外人的侵略”。但是，誰也沒想到，這片住民以蒙古族牧民為主的邊陲之地，竟然真的來瞭“外人”。
中村事件發生地察爾森鎮
1931年6月25日清晨，屯墾三團一營營長陸鴻勛正率領士兵在團部門前操場操練。突然，平時少有人來往的團部西側大路上，出現瞭四個騎馬的陌生人，四人由北向南疾馳，馬上還馱著不少行李。仔細一看，為首的人頭戴皮帽，帽子上套著一副風鏡，身穿棉褲、棉襖，外面還罩一件俄式皮夾克。6月底的察爾森，天氣已經轉暖，到瞭穿夾衣的季節，可眼前這幾人怎麼還都是一身厚厚的棉服？
陸鴻勛不由生疑，令士兵將四人追回到操場問話。這一問，疑惑更大瞭，說漢語，對方言語不通，改用蒙語，仍然無人應答。陸鴻勛懷疑這些人可能是日本人，於是報告給瞭時任屯墾三團少校團附（副團長）董平輿（後改名為董昆吾）。
董平輿的父親是老同盟會會員，他本人於1923年從北京大學畢業後，任奉天交涉署秘書，1925年又被保送至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因此，他能說得一口相當流利的日語。接到陸鴻勛的報告時，屯墾三團團長關玉衡正好因公外出，董平輿代理團長職務。
他親自用日語詢問四個陌生人，果然，為首的那人開口瞭。他自稱是東京農業學會派出的農業專傢，此次系由洮南出發，將去索倫山一帶調查土質、農業狀況，但前方道路不安，據說常有土匪搶劫，因此就此折回，返回洮南。其餘三人分別是一名日本人助手，一名喂馬的俄國人和一名帶路的蒙古人。為瞭證明自己的身份，為首的日本人還從口袋裡取出一張名片，上面印著“日本東京農業學會會員”和“中村震太郎”等字樣。
中村震太郎真的是調查土質的農業專傢嗎？董平輿疑慮重重。
不怪董平輿多疑，畢竟，1929年就被披露的日本機密文件《田中奏折》中，日本的侵略擴張野心昭然若揭，“欲征服支那，必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中村所說的索倫山至洮南一帶，位於大興安嶺南北分界線處，地勢險要，正是“滿蒙”的心腹地帶。
身著中式服裝的中村震太郎（中）
況且，早在甲午戰爭前十幾年，日本間諜就開始為他們的野心在中國建立龐大的間諜網。日本著名的間諜組織樂善堂，曾用三年多時間調查寫出《清國通商綜覽》一書。此書內容涵蓋政治、經濟、金融、商貿、教育、產業、交通、地理、氣候、風俗等各個領域，三冊共計2000多頁，書中對中國的瞭解之詳細，甚至遠遠超過當時的清廷。1892年在日本一出版，便引起日本朝野的巨大關註。
到瞭日俄戰爭時強占遼東半島和南滿鐵路後，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情報組織更是變本加厲。1907年設立的滿鐵調查部（課），發展到“九一八”前後時，足足擁有2000多名骨幹分子。東北最大的日本情報組織關東軍特務機關，人員最多時達4000餘人。此外，日本人在東北各地開設的商店、旅館、妓院、鴉片館，也有不少是日本間諜的秘密聯絡點。
據民國著名報人王蕓生編著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1928年初至10月初，日本赴我國東北的各種“旅行團”、“考察團”達166個，6180人，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廣泛搜集軍事情報，為日軍編制兵要地志和制定作戰計劃。而翻閱《“九一八”事變檔案史料精編》一書，僅1929年6月被東北官方發現並載入正式文件的、到中國境內勘測地形獲取情報的日本人，就有3起十幾人之多。
中村震太郎一行會不會又是喬裝打扮的間諜？董平輿不能不警惕。
證據
董平輿的猜測很快得到瞭證實。從中村一行的行李和棉服中，屯墾三團的士兵不僅搜出瞭望遠鏡、羅盤針、寒暑溫度計、測土儀器等專業設備，還搜到瞭十萬分之一比例的軍用地圖若幹份、詳細的調查筆記以及一支三八式馬槍和一支南部式手槍等。
更令人驚訝的是，中文、日文兩種軍用地圖都用鉛筆勾改過，顯然，中村一行一路走來，一邊實地偵察，一邊根據實況校改地圖。他的調查筆記更是詳盡細致，除瞭沿途所經之地的人口、物產、森林礦藏、土壤、水源、氣候、雨量等情況，甚至連興安屯墾區的兵力、槍炮種類、官兵數量、將校姓名、營房堅固程度以及車輛馬匹糧食輜重等信息都有記載。“這麼詳細的資料，當時的興安區官方都掌握不瞭。”史志專傢、科爾沁右翼前旗黨史地方志局前局長馮學忠告訴記者。
簡單查閱這些證據，董平輿內心已經斷定中村等人就是間諜，但此時並無審訊記錄，證據也需要時間整理。他思索一下，一邊悄悄派人去向團長關玉衡匯報，一邊禮貌地對中村一行提出：“前方時有土匪出沒，路途不靖，你等可在我們的團部裡暫住一夜，等候明天我們的出勤士兵回來，將派兵護送你們回到洮南。”
董平輿當然不是真的為中村一行的安危擔心，這隻是他的緩兵之計。中村幾人估計也看出瞭他的用意，並不樂意，但最終還是被扣留瞭下來。
6月26日凌晨，得知消息的關玉衡二話沒說，連夜趕回瞭團部。把董平輿呈上來的證據翻譯成中文後，關玉衡發現，中村隨身攜帶的筆記中，頭一篇就交待瞭他的真實身份：昭和六年一月，日本帝國參謀本部派遣他做情報科情報員。他竟然是貨真價實的日本陸軍大尉！此外，筆記裡不僅寫著中村在日本東京出發送行的情況，還詳細記錄瞭他一路所經過的地點，比如洮南府、哈爾濱、齊齊哈爾、海拉爾、免渡河……
日軍在中國東北地區搜集情報後所作的兵要地志報告
身份既已確認，關玉衡開始對中村等人進行正式審訊。沒想到，面對鐵證如山，中村依然不認賬。關玉衡在《中村事件始末》一文中回憶：“中村的態度傲慢自大，自稱是‘大日本帝國陸軍大佐’，蠻橫暴躁，以不會說中國話為由企圖推卸間諜罪責，嗣乃用日語審訊……從他的神氣上也可以看出他是日本軍人的樣子，但他依然供認是‘退役’的陸軍大佐。”
日本的“大佐”，相當於中國的上校，比大尉要高三級。中村自抬身份，又強調已經“退役”，無非是想推卸日軍的罪責，同時嚇唬中國軍人。關玉衡當然不會被所謂的“大佐”身份嚇到，這個性情豪爽剛直的東北漢子，17歲投筆從戎，是張學良在東北講武堂的同窗好友，也曾在兩次直奉戰爭中摸爬滾打過。
見一時撬不開中村的嘴，關玉衡便先去審問另一名日本人井杉延太郎。果然，井杉延太郎隨即承認，自己是曹長，現已退役，在一傢采木公司工作，此次是做中村的助手；中村是陸軍大尉，所帶的地圖全由中村自己掌握；俄國人叫米羅闊夫，會日語，負責看俄文地圖兼做翻譯。
從中村所帶的種種文件和井杉延太郎的口供來看，事實再清晰不過，中村的軍人汽車音響後級系統規劃身份確鑿，獲取軍事情報的證據擺在眼前，毫無疑問，他是日本參謀本部派遣的軍事間諜。
既然如此，中國軍隊在中國的領土和防區內，逮捕、審訊外國間諜，甚至按照中國的法令與國際慣例處決國外間諜，本應是完全正當的行為。然而，此時的關玉衡，卻隻覺得眼前的四個人太棘手瞭。他很清楚，弱國的外交總是不利的，後級擴大機推薦如果放瞭中村一行，無異於放虎歸山，中村等人探取的情報必然被日軍掌握，並且，日方很可能還會倒打一耙，污蔑中國軍人無故扣押中村等人；可若不放人，日本人在東北享有治外法權，但凡走漏風聲，日本有的是辦法將中村一行要回，後果同樣不容樂觀。
如何才能妥善地處理這個間諜案件？關玉衡決定汽車音響電容價錢在全團召集連級以上人員開會，集思廣益，征詢意見。
秘密處決
6月26日下午，屯墾三團連級以上幹部集中在團部軍帳內。關玉衡說明情況後，軍帳內一時議論紛紛。有人表達瞭與關玉衡同樣的擔憂，說弱國無外交，一經暴露，一定會被日本政府要回去，更會再派間諜來破壞；有人提出放中村走出去，在路上悄悄殺掉；還有人認為，應該行使緊急處置權。
董平輿則直接建議：“現在我國是弱國，並無外交可言，我們若將中村等解送沈陽，日寇必將他們及其所攜帶的調查筆記、地圖等全部索回，並且還要我方賠禮道歉，其結果徒惹得許多麻煩，毫無益處。並且中日兩國既是世仇，而且按照國際法，外國的軍事間諜是可以處死刑的。故無論如何，不能將他們釋放，也不可把他們解送沈陽，唯一辦法就是把他們在這裡秘密處死。”
秘密處死中村等人，關玉衡最初並不贊成這種做法，他的想法是“明正其罪行，公開處置”，但思慮再三，覺得公開處置確實像董平輿所說，隻是徒惹麻煩。於是，關玉衡提出對中村等人進行二次審訊，進一步取得他的口供，再作最後決定。
26日晚，夜幕已深，興安屯墾軍第三團團部，對中村的第二次審訊開始瞭。中村大約意識到自己罪責難逃，先是大放厥詞：“如果不放我，我要上告中國政府，關東軍饒不瞭你們！”接著，竟然在審訊現場與三團士兵打鬥起來。關玉衡本來不主張刑訊，見此情景，不得不大聲喊：“捆倒瞭打！”一聲令下，官兵們一擁而上，拳腳相加，中村面對眾人，氣焰更加囂張，幹脆拿出日本武士道的本領瘋狂廝打。直到站在一旁的關玉衡惱怒至極，“刷”地抽出戰刀，中村才收斂瞭氣焰，乖乖地供認其間諜罪行。關玉衡本以為中村這下老實瞭，誰料，借著在筆錄上畫押的機會，中村仍不死心，又與官兵廝打起來，甚至還試圖奪去士兵的武器，沒辦法，三團官兵隻好將其打暈在地……
關玉衡
誰也沒想到，就在雙方激烈廝打時，中村手腕上的手表被扯瞭下來，掉落在地上。可惜，當時緊張的氛圍下，審訊的官兵沒有一人註意到這個細節，更沒有人想到，這塊手表後來竟成瞭致命的隱患。
話說回來，中村的囂張讓關玉衡更加感到事態的嚴重，雙方已經動手，此時若放走中村一行，即便有口供和證據在手，恐怕日方也不會善罷甘休。想到興安屯墾區屬於邊境軍事地區，成立之初東北長官公署就曾照會各國領事館，稱“興安區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深林密，唯恐保護不周，謝絕參觀遊歷，凡外國人要求入區者一律不發護照”，禁令在先，如今中村等人卻假冒農業專傢進入軍事禁區，證據確鑿，理在我方，關玉衡和三團幹部終於統一意見，下定決心，當晚將中村一行秘密處決。
這時，時間已是26日午夜12點30分左右，確切地說，是27日凌晨零點30分左右。關玉衡生前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把中村大尉等四名間諜犯，一並槍決……為嚴守保密計，派團部中尉副官趙衡為監斬官，押赴後山僻靜處所執行，連同行李、馬匹，除重要文件呈報外，一律焚毀滅跡。”
不過，關於秘密處決的方法，董平輿的回憶有所不同：“是日夜半，遂將中村等一行四人用繩縛綁，並用棉花堵塞其口。副官趙衡率親信士兵十餘人把中村等一行四人用馬車拉到後山七八裡處，用煤油潑澆點火，把他們燒死……其餘全部焚毀，投灰於洮兒河內。”而時任三團二營中尉騎兵中隊長的金東復，在《中村事件親歷記》一文中的說法則是，“為防止槍聲引來不測”，“制定瞭‘刀殺’的行動方案”。
到底是槍決，還是火燒，抑或刀殺，時隔86年，我們已經無法探究哪種說法是最準確的。但無論如何，軍事間諜中村震太郎一行四人，在察爾森一帶消失瞭。
第二天，天剛蒙蒙亮，關玉衡就帶著所繳獲的間諜證件和證物，赴興安屯墾公署所在地向上級報告中村之事，同時，第一時間擬就快郵代電連同間諜罪證托人轉呈給當時在北平養病的張學良。
而在三團內部，關玉衡再三嚴令，任何人不許泄露處決中村等4名間諜犯的事情，違者以軍法論處。遺憾的是，再三嚴令之事，最終還是泄密瞭。
本文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楊麗娟
責任編輯：安梁_NN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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